当明朝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之时,他大概没有想到,万里之外的西班牙竟然是把他推上死路的凶手之一
一把火让西班牙小城埃尔切一夜之间在13亿中国人中名声大振。由于在市场竞争中失利,在懒惰、嫉妒、短视、也许还有内心深处种族歧视的驱动下,这个城市里的一群不肖之徒终于将原本正常的商业竞争推向了刑事犯罪。
浙江商人陈九松的卡车、店面、仓库和鞋子被付之一炬,经济损失约800万元。随后,埃尔切和马德里还发生了针对中国商品的示威活动。当地中国鞋城的50多位中国鞋商、鞋城仓库内价值十几亿元的温州鞋,至今仍在严重威胁之下。
历史再现
当明朝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之时,他大概没有想到,万里之外的西班牙竟然是把他推上死路的凶手之一。
葡萄牙使臣托梅·佩雷斯1517年抵达广州后,中欧海路直接联系开通,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由此不仅风靡欧洲,而且席卷西班牙、葡萄牙在美洲和东南亚的殖民地。
欧洲和美洲白银大量流向中国,用于偿付进口中国商品支出,中国也在巨额内流白银的基础上建立了延续近400年的银本位制。中国商品的强大竞争力引起了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恐慌。
崇祯7年(即1634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浦四世下令在全西班牙帝国限制进口中国货,遏制美洲白银流向中国。5年后,西班牙殖民者在对华转口贸易枢纽——马尼拉大肆屠杀中国商人。
加之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这场单方面贸易摩擦把长三角地区推入持续多年的严重通货紧缩和通货短缺,流通中白银数量明显不足;纺织品销量锐减,大量积压。
由于江南是明朝头号财赋重地,仅苏州、松江二府便提供了将近一半的中央财政收入,江南陷入毁灭性经济危机,对于正在天灾、民变和满清进攻重重压力下苦苦挣扎的明朝政权而言,无异于背后一刀。
370年转瞬而过,可同类性质的恶性事件还在上演。为了解决此事,中国的外交系统高速运转起来。在中国方面的督促下,西班牙政府作了明确、理性的答复,当地警方逮捕了一部分肇事者,当地华商也开始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并筹备司法诉讼。
五大风险
在各方努力下,埃尔切事件的风波终将平息,留给人们应对跨国经营政治性风险的思索却是长久的。
无论是从事进出口贸易还是海外投资,与国内经营相比,企业在跨国经营中注定要遇到更多的风险,除了地震、台风、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外,其余风险大体可以划分为商业性风险和政治性风险(又称“非商业性风险”)两类。其中后者是指与东道国政治、社会、法律有关的、人为的、投资者无法控制的风险。
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代,政治性风险有着不同的特点、不同的种类。其中主要分为:
●征收风险
这是指东道国政府对外资企业实行征用、没收或国有化的风险。
上个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发展中国家曾掀起国有化高潮,当时征收风险较为突出。80年代以来,征收风险已经大大降低。目前各国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吸引国际投资,公开、直接的征收风险基本上已经忽略不计。
较为现实的征收风险将是“蚕食式征用”(又称“间接征用”)风险,即东道国中央、地方政府不公开宣布直接征用企业的有形财产,而是以种种措施阻碍外国投资者有效控制、使用和处置本企业的财产,使得外国投资者作为股东的权利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等,构成事实上的征用行为。
值得重视的是,在一些法制不健全、官僚体系腐败的国家,外国投资者同样难以完全幸免。一旦与腐败动机结合,“蚕食式征用”风险就更加难以避免。不少这样的国家对于中国保证资源供给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中国企业开拓这些国家的市场时,必须要承受上述风险。
●汇兑限制险(转移风险)
汇兑限制险,也称转移风险,是东道国国际收支困难而实行外汇管制,禁止或限制外商、外国投资者将本金、利润和其他合法收入转移到东道国境外。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古典金本位走向崩溃时起,外汇管制逐步流行于众多国家,甚至许多发达国家也直到很晚才开放资本项目。例如美国是1974年,比利时是1990年,西班牙是1993年。
因此,从“一战”至上世纪80年代,转移风险比较突出。80年代以来,在世界性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冲击下,大多数国家逐步开放了外汇管制,转移风险相应日益降低。
●战争和内乱风险
这类风险指东道国发生革命、战争和内乱,致使外商及其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直至无法继续经营。它主要发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如中东的伊拉克等几个国家,南美洲的委内瑞拉,非洲的刚果等国,欧洲的前南斯拉夫国家、塞浦路斯,以及独联体的高加索地区等。
目前,传统的战争和内乱风险正趋向降低,但国际化商业竞争中的失利者,例如东道国厂商、工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采取过激行为的风险却趋向上升,埃尔切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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