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为什么创业和就业如此难？

　　经参记者：中国虽然改革开放以来GDP高速增长，但是，GDP的形成中投资的比率较高，工资等形成的比率较低，即工资分配率较低，增长的内容是大企业的产出和办公楼、公路、电站等社会性和基础性的内容，这种增长方式对持续就业的贡献较小，形成高增长而低就业的局面。为什么中国等国体制的转型和战略的调整在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公平分配等方面没有获得满意的成效呢？

　　周天勇：我认为需要从政府和社会观念、行政规制、部门利益、政府和部门行为等微观制度层面去探讨其症结。

　　微型和中小企业虽然对国民经济就业的贡献很大，但是，与大型企业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从资本有机构成看，为劳动密集性，全部收入中劳动收入的比例很大；利润相对于大企业水平较低，微利的企业很多；由于规模很小，抗风险能力较弱，分摊各种政府高税收和多种收费及各种社会成本的能力较低；并且在微型和中小企业生态结构中，每年注册登记的企业数量较多，停业、关闭和破产的企业也较多。由于这些特点，在微型和中小企业发展与一国就业水平，包括公平分配之间，政府体制和行为有着显著的促进或者抑制作用。

　　政府规制越严，创业活力越被窒息，失业越严重

　　经参记者：政府体制和行为对就业和分配具有促进或抑制作用？有什么样的规律性呢？

　　周天勇：政府规制程度与就业水平关系的一个规律是，政府对企业诞生准入的门槛高、环节多、时间长，则创业困难，微型和中小企业数量就少，创业和就业水平就低，失业率就高；如果对企业诞生准入的门槛低、环节少、时间短，则创业活跃，微型和中小企业就多，就业水平就高，失业率就低。

　　从市场经济程度较高的国家看，企业资本金等标准门槛低，注册登记时间短、经营范围方式等限制少，注册登记前置审批和许可环节少，公务员寻租行为受到约束。因此，其每千人企业数量在40个至55个的范围，除了经济发展阶段外，更重要的是与政府规制和政府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有体制转轨国家，其失业率高的原因是：对企业注册登记的资本金额度等标准门槛设立标准较高，经营范围限制较严，注册登记前置审批和许可环节较多，从申请到批准的时间较长，对运营中的企业检查等干扰较多，而且各个环节的公务员寻租行为较为盛行，结果极大地增加了微型和中小企业投资、创业及运营的风险和成本，微型和中小企业创业和经营的环境恶劣。

　　世界银行《2005年发展报告》以“改善投资环境，促使人人收益”为题和主要内容，专门研究了政府政策和行为与促进就业及减少贫困的关系。报告认为，政府的政策和行为，在营造投资环境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政府的政策和行为通过对成本、风险以及竞争壁垒的影响，决定企业面临的机会和激励机制。从中国的情况看，在投资、创业、准入、企业运营等政府规制和管理方面，虽然对企业审批项目进行了大幅度的清理，但是，一是创业准入的门槛高、环节多、时间长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些在国外不应该纳入管理的非正规个体和微型企业，也要注册登记；二是企业办事能不能批准很大程度上仍然决定于与办事机构和公务员的关系，由于政府各种规定的弹性太大，并交叉重复和矛盾，能批准可以找一千个理由，不能批准也可以找一千个理由；三是对企业随意检查太多，而且政府执法部门也太多，容易或者已经形成机构或者公务员为寻租而恶意进行检查和执法的局面。

　　政府税费和相关成本越高，创业活力越低，就业越困难

　　经参记者：就是说，政府过高的税收和过度的规制增大了企业的成本，增加了创业的壁垒。这实际上对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都有反作用，是一种逆向调节。

　　周天勇：是的。供给学派的拉弗等人研究过企业税负水平与政府税收规模之间的关系，税负越重，创业越少，政府收到的税越少。世界银行《2005年发展报告》也强调，政府直接的税费多少和高低，影响到企业的预期和现实利润，进而影响到投资、创业和经营。因此，政府对投......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