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个提法得到了一个战略性的强调一样，努力创造社会的公平性问题也得到了一个归之于未来改革的方向性的确定。
人们注意到，在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前的有关评论中，对有关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又有了一个关于时间段的特别强调，称自从2003年以来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急剧加大，目前已达到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今后5年内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将恶化到“红灯”危险水平。笔者曾提出，为什么在众多关注人士由来已久地向政府提出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严重性的背景下，2003年以来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如何还会急剧加大？仅仅是因为量的堆积达到一个临界点，突破了原有的心理限度这个背景吗？显然不是。深究之下最后还是触及到不公平的体制以及这种体制赖以建立并维系的意识形态基础。
但有时表浅的现象更能给人以直接的解答。此前，当人们听到“2003年中国以高于GDP增幅的12%的增长幅度使中国大陆以美元计的百万富翁达到多少万人”的年度全球财富报告时，也许有人还认为这不过是一个数字上的推断而已，但当胡润锲而不舍地第七次发布他的“已从原来的100名扩大到400名，最低上榜门槛已由5000万元升为5亿元”的中国百富榜，且显示，由去年开始的宏观调控并未使中国富豪的财富缩水，相反却在一年内以500%的增幅为中国百富榜创造了5位身价过百亿的富豪；全部上榜的400位富豪共拥有6000亿元的财富，此数字相当于中国去年GDP的6%。”这些事实，使得2003年这个时间段之于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急剧加大的特别背景不容置疑。
感谢胡润的中国百富榜选择在了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期间发布，为我们理解为什么说创造社会的公平性问题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命题之一提供了事实帮助。
或也如我们所说，正常明了的逻辑联系是体现在这样一种清晰或坚持中：中国的问题并不在于中国有多少富豪，不在于中国的房地产业或其他暴利行业能以多快的速度制造出多少亿万富翁，而在于全社会的贫富悬殊不能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大，社会不能因为财富的增加而导致其成员的迅速分化。
有人指出，目前社会分化不只是财富与权力分配的分化，而且正在成为人们自我意识的分化，对立性的社会思维方式正在形成之中，无形的界线分割着社会成员的共识——这也就是我们说的，不公平状况已使社会走向了一个各种矛盾加剧的狭小通道的严重表现之一。
这种状况与社会和谐相悖。因此，实现社会公正受到中央前所未有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