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十年中的前三四年,是布局阶段,是调整结构、进行积累的阶段,是争取资源、占有资源的阶段,也是继续探索完善投资控股公司运作模式的阶段。之后进入成长阶段,然后进入成熟阶段。”
“国有企业老总也很脆弱,要负经济责任还要负政治责任”,他也不得不考虑到其中的风险,“在海外占资源,政府应该有指导,我也跟有些领导反映过,建议国家把政治责任给企业摘了。”
近日,相当于1.5个三峡电站发电能力的四川雅砻江水电开发项目正式启动,王会生亲手揭开了锦屏水电站开工纪念石上的红色锦缎,也揭开了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下称“国投”)抢点布局的又一次大动作。
近两年,从开发雅砻江水电到投资罗布泊钾盐,从收购弘泰信托到参与组建渤海银行,国投这只“巨鳄”隐隐露出水面。
目前的国投正行走在“二次创业”的路上,王会生——国投总裁,这个身材高大、乡音未改的东北汉子总是称自己员工为“弟兄们”。他能带着“弟兄们”在二次创业路上继续演绎国投“十年没走错一步”的奇迹吗?
祸福“非典”
2003年12月,“空降”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成为总会计师后,第一次与总裁王会生面对面的谈话,让张华终身难忘。“千万不要来了以后就三把火。”王会生直截了当地告诉张华。
那时的张华也许并不知道,11个月前,46岁的王会生走马上任“一把手”的时候,也没有烧上“三把火”。
“根本没有机会,刚上任就碰上了‘非典’。”王会生坦言。
与“空降兵”张华不同,王会生是内部选拔出来的。从1994年初国投组建的那天起,他再也没离开过。从综合计划部主任到总经理助理、总工程师、副总经理,直至“一把手”。
接到任命后,王会生没有太多的兴奋,面对这个参股、控股企业800多家,700多亿元资产,3万多员工的“庞然大物”,反而让王会生陷入了压力和苦恼之中。
“我的前任干得非常好,在员工心目中极具能力和魅力。”王会生很清楚,从上至下,无数双眼睛正在观望着他这个继任者。
他的前任是现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的王文泽,从国投筹备到卸任总经理干了将近9年的时间,而这9年正是国投的创业阶段。
1994年8月,国务院决定将当时6个国家级专业投资公司并入国家开发银行,同时新组建一个人员精干的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国务院在批复中指出: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是国务院直接联系的国有独资政策性投资机构。
成立之初,原国家计委、财政部陆续将1994年以前中央基本建设经营基金和拨改贷资金本息余额,以及国债资金、电子、车购费、化肥等财政专项基金形成的财政性资产。
由于历史原因,公司成立之初接收的资产“多、小、散、差”,大到285亿元的二滩水电站,小到几万元的养甲鱼、养虾项目,“甚至有的项目有名无实,钱都不知到哪去了”。最关键的是,不良资产占三分之一,公司成立头两年亏损额最多时近亿元。
仅仅从公司的财务数字来看,这个阶段也是功不可没:成立之初公司注册资本金58亿元,1997年扭亏为盈,2002年,也就是王会生接手的前一年,公司资产总额733亿元,所有者权益近222亿元,利润增长率达到了145%。
“说心里话,我面临很大的挑战和压力。前任干得那么好,我得使很大劲,还不知道能不能烧出半把火。”王会生是个业余羽毛球高手,他把球场上那股子争强好胜的劲儿带到了工作上。
“非典”让他没有了立马露一手的机会,恰恰也是“非典”给了他重新审视公司发展战略的时间。
当时,王会生也在苦苦思索公司的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甚至到处找经济学家支招。据说,当他找到胡鞍钢时,胡鞍钢只说了一点:国投应该力争成为一个学习型的企业。当时,王会生并不以为然,后来,他倒慢慢“咂摸”出些味道。
“公关先生”
2003年4月,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国投划归国资委监管。当时的196家央企中,像国投这样的投资控股公司有4家。
在巨头林立的中央企业中,与电力、能源、交通等行业的大公司比较起来,投资控股公司总显得像“配角”。由于先天不足,国有投资控股公司不得不在一出生就面对“边缘化”,这是王会生的心头大患。
央企重组是国资委工作的重要内容。国资委明确提出,央企要至少进入行业前三名,否则将面临淘汰。
“如果用衡量产业集团的标准看,国投在哪个行业上,怎么努力也做不了排头兵。公司在我的手里消亡,我可成为公司的历史罪人了。”王会生急了。
“古代剑客和高手狭路相逢,即使明知是个死,也要宝剑出鞘,这叫......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