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热预示人们对市场信任急剧下降?

　　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正准备挤进中央政府,他们的理想就是成为中国各个部委的公务员。2001年，报考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人数为三万多人，到了2005年,五年之中，报考人数增加了10倍。

　　今年5月20日在京公布的中国青年就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分别有21%和22%的受访青年认为最理想的工作单位是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加在一起，比例达到43%，而只有20%的青年希望创办自己的企业。

　　欣喜 年轻知识精英加入公务员队伍

　　30岁的张明已经在国家某部委工作了两年。他形容自己目前的工作状态是“每天都要不断学习，压力很大，但是很有职业满足感”。

　　1997年本科毕业时,张明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北京市某区政府。虽然同样是公务员，但是那时张明的感受是“整天耗日子，有劲使不上”。

　　为了改变自己的状态,他费了很大力气考取了某知名大学的公共管理硕士。命运真的从此有了转机。

　　2003年,硕士毕业的张明进入目前这个国家部委。他告诉记者，自己一下子就觉得眼界开阔了，处理问题不仅要通盘考虑全国的情况，还要注重国际规则与反响。

　　特别是在参与起草了几项全国性的行业文件后，张明说，他觉得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或大或小地影响着全国的行业发展状况。

　　除了职业影响力，更让张明看重的，是良好的工作环境。他说，以前在区政府,同事大多上了年纪，没什么进取心；现在这个部门，80%以上的同事都有硕士、博士学位，“我们司长就是博士，很年轻,还在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过，英语特别棒。”

　　张明曾经参与组织过本部门举办的一个省部级领导培训班，这次经验让他相当震撼。他说，很多高级官员都很年轻，而且很有见地，处理问题务实而有新意。“以前我总觉得进了机关很可能被体制同化,现在看来,新生的力量正在推动着整个政府理念慢慢转变。”张明说，即使是曾经让他深深失望的那个区政府，这几年也有很大变化，“老人”逐渐被汰换，“我的前同事30岁已经是区委委员了。”

　　李兴卫本科毕业后找到了一份薪水相当高的工作，但是他渐渐开始怀疑起自己的职业规划,从小埋在心中的“为民造福”的政治理想开始抬头。为此，李兴卫准备了整整半年时间,考上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生。从读研开始,他就为成为公务员做准备。“我出身底层，如果我做政治家，我会是穷人政治家，而不会是富人政治家。”

　　《中国青年报》的评论说，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加入，可以促进公务员队伍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从而提高政府的决策水平和服务水平。

　　忧虑 年轻人纷纷走避市场的危险

　　但是，公务员热也引起了人们的忧虑，特别是，相伴而来的，是希望自主创业、投身市场经济的年轻人在减少。

　　有人发表评论说,政府积极与“创富领域”争抢知识精英，为畸形的公务员热推波助澜，“社会最顶尖的知识精英在某种价值引导下涌向‘分配财富’和‘分享财富’的权力领域”。“公务员热正折射着如今社会某种创富能力的衰退，因为受过系统知识训练的精英争相涌向官场寄望‘分配’和‘分享’。”

　　也有人认为，这种热的背后是年轻人对权力的崇拜，而中央政府的权力是最大的，年轻人涌向中央政府正是这种“热”的真实原因。还有评论说，现在的政府职能转变远远没有达到市场经济的应有要求，解决政府权力过多过大过滥的问题还有很长的、关键性的步骤没有跨越过去。这就导致创业空间的狭小，迫使社会中不少人转而加入了政府“管制者”的行列，从而又有可能进一步窒息民间创业空间。

　　《董事会》杂志执行总编辑袁剑说，中国出现的报考公务员的奇观，这是市场吸引力正在迅速流失的一个明确预兆。其本质，则是中国人对市场的信任正在急剧下降。这就在经济上产生了两个主要后果。其一是，由于人们之间横向的传统信任纽带遭到肢解，导致民间企业本身很难超越地域提供信任资源。如此,除非借助于地方政府提供的隐含信任担保，民间企业本身的市场就只能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内。其二是，由于社会横向信任的瓦解，低水平的信任被迫重新向官僚系统纵向聚集。它不仅为官僚体系提供了合法性，也为一些官员最大限度地寻租提供了可能。

　　他说，危险的是，我们已经在中国的房地产、教育、医疗、股票、足球等许多领域察觉到由于信任崩溃而导致的市场萎缩现象。这是一种典型的不祥之兆。它提示我们,在市场化范围不断扩大，GDP不断增长的表象之下，市场的内部却出现了问题。“人们纷纷走避市场，投向公务员怀抱现象所彰显的，正是他们对市场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