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人口经济学

发展战略、人口与人口政策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我国五、六十年代的生育率约为6，1971年推行“晚稀少”政策和1980年进一步推行“一胎化”政策后，人口生育率显著下降，直至现在仅略高于1。在人口政策取得成效的同时，我国出现了发达国家高收入时期出现的“人口老龄化”现象。2004年60岁以上人口高达12.4%，已超过老龄化社会10%的标准。

进行国际间比较可以看到两种对立现象。一方面，五、六十年代人口生育率与中国相当的韩国、新加坡、台湾、泰国等东亚经济没有推行人口政策，人口生育率到八、九十年代依然和中国相似。另一方面，印度也没有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五、六十年代人口生育率也和中国相当，到了70-90年代，它的人口生育率平均每年比中国高出1-2%。如果用印度的生育率作为参考，中国假如没有实行生育政策，人口将比目前多3亿，达到16亿。

对于印度与东亚经济的人口增长差异，有两个假说。一是决定人口生育率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收入水平。在低收入水平，社会保障和金融体系不发达，“养子防老”是保障的主要方式。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养老手段增加，“养子防老”的必要性下降。同时，低收入水平下，父母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低。因此，生育率和人均收入水平负相关。二是一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取决于该国是否遵循比较优势。遵循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国家，人均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生育率会迅速下降。

对台湾、印度、韩国、印尼四国的人口生育率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收入进行研究，用技术选择指标TCI（制造业的人均资本密度与整个经济的人均资本密度的比值，TCI越高越背离比较优势）衡量发展战略，结果显示人均收入和人口出生率之间有负向关系，发展战略和人均收入水平之间有负向关系，发展战略和人口出生率之间有正向关系。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人均GDP增长慢。因此，如果没有推行人口政策，人口增长会很快，与印度相似，而不似东亚经济。赶超战略下，虽然投资多，但创造的就业机会少，人口不能充分就业，从而变成负担。因此，我国70年代起实施的人口政策对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应予以肯定。

然而，我国已经出现“人口老龄化”，低收入水平下过度人口老龄化会对社会和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所以应当考虑放松现有的“一胎化”政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放弃赶超战略，经济发展逐渐遵循比较优势，人均收入水平显著提升。而且，我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2001年加入了WTO，今后不太可能再通过政府干预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赶超产业。未来一二十年，人均GDP仍将高速发展，人口生育率会逐渐下降。因此，如果实施好过渡政策，改变现有“一胎化”政策不会出现人口生育率急剧上升的情形。

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人口与劳动力因素

蔡昉（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经济增长来自两方面：一是生产要素的投入，包括土地、物质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二是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发展的早期，自然资源起很大作用。对于早期的发达国家，土地肥力保证经济增长领先。但由于土地肥力的递减，根据“贫困陷阱”假说，人口增长将使得人均生活水平达到极限。因此，必须进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第一次转变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将对土地的利用转变为对可再生物质资本的使用。罗斯托(Rostow)、刘易斯(Lewis)等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提出，工业化核心在于能否将积累率从3-4%提高到10%或以上。多数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这一转变，实现资本积累。

第二次转变是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劳动力增长赶不上资本积累，资本报酬递减造成增长减慢。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提出，此时的增长核心不再是资本积累，而是全要素生产力（TFP）的提高。欧美等发达国家也实现了这个转变，苏联因为体制原因没有实现，经济减缓直至崩溃。

东亚经济例外，东亚虽未实现第二次生产方式转变却保持了高速增长。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和杨（Alwyn Young）认为东亚模式并没有所谓奇迹，东亚的增长依靠高投入，跟早期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的增长方式一样，不同的是东亚地区的人口红利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时间，因而有更长时间进行调整。然而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最终一定以TFP作为经济增长源泉，亚洲四小龙目前也以生产力提高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中国计划经济阶段的GDP年增长率为3.9%，其中资本投入占2.3%，劳动投入占2.1%，全要素生产率为-0.6%。改革开放时期9.1%的增长速度中，4.1%来自资本投入，2.3%来自劳动投入，2.7%来自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尽管改革开放时期TFP增长较快，但主要是资源重新配置引起的（GDP贡献率21%），微观效率改进贡献份额很小（GDP贡献率仅3%）。而且TFP增长在部门间存在差异。TFP的贡献率在农业、交通、邮电和通讯行业增长，而在工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下降。此外，如果把生产率提高分解为环境生产率和市场，反映减污技术利用效率的环境生产率是下降的。

新加坡、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70-90年代，超出稳态增长率部分有三......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