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宇事件的深思：员工利益应是企业公民起点

　　【内容提要】
　　日前，年仅25岁的深圳华为员工胡新宇，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因病毒性脑炎被诊断死亡。多天的抢救仍无法挽回胡新宇的年轻生命，他的全身多个器官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不断衰竭，直至最后一刻。熟悉胡的一名同事称，“为了获得好的绩效考评，他长期没日没夜地加班，基本上每天都加班到凌晨2点。”

　　尽管他的死目前还无从证明是否与过度的劳累有关系，但是人们无法不对很多公司的加班文化开始进行仔细地考量。试想，假如工作量在规定的工作时间内能够完成，员工势必不需要加工。更何况，就华为的新闻发言人所讲，胡新宇还是华为比较好的员工。

　　无单有偶，北京“的哥”张广春在连续工作12小时后，倒在朝阳区草场地村卫生院门前死去，由于胸闷胸口布满了红色抓痕。张的对班司机说：“42岁的汉子，体重不足百斤，他是累死的。”据张妻及对班司机称，因为油价暴涨，出租车生意大不如前，为了保证收入，张每天工作时间都在12小时左右。

　　汽车零件玩出来的花样行政侵夺科学的灾难美女博客决赛进行北京手机资费下调 进一步说，如果工人们在正常的8小时工作时间里挣够了他们所需要的钱，还有必要再延长时间去挣另外的钱吗？事实上，华为把员工的加班算作绩效考核的一部分，整个公司的文化就是鼓励加班长期超时加班加点作为“企业文化”，成为一种常态与潜规则，与之相伴随的，无疑是员工的健康与生命的透支。

　　据对1990年至 2006年1月有媒体报道或有记载的近百“过劳死”个案的分析，公安、新闻、IT、文化演艺、企业、国家公务员、科教界成为“过劳死”的高发区。“过劳死”时的平均年龄为44岁， IT业年龄最低，仅仅为37.9岁。

　　当然，胡新宇还是公司的白领阶层，如果我们将问题引申到社会的底层，普通的产业工人的话，问题就显得更加突出。所谓工人渴望加班的现象，是因为给工人规定工时内的工资标准定的太低。广东的最低工资标准仅700多元，福建省仅600 元。以如此低点来支付工资，怎能不迫使工人们延长工作时间来增加收入呢？

　　因此，低工资标准是使当前我国工人大量加班加点的真正原因，而低工资标准正是跨国资本赚取剩余利润的最佳手段。

　　不久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与北大学生对话时说：“市场化改革并不能带来一切，一些公共的权益需要政府提供保障。市场的力量并不是万能的，关键在于政府要介入，以确保给人民带来公共福利，并使之能够惠及每一个人。”

　　如何制定一份合适的工作量或者薪酬与相对的工作时间的规范，是当前政府有关部门所应该迫切考虑的，同时，作为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企业也应该从自身来审视一定的社会责任。

　　对于企业来讲，员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极端，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要靠员工，是员工付出实际的辛苦和劳动来创造产品和提供服务，善待员工应该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

　　中国已是世界工场，传统制造业竞争之激烈、利润空间之逼仄，常常使外来的观察者震惊。当众多同类（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正在面临是否拖欠工资、是否足额付给加班费、是否为员工足额购买保险的底线选择时，员工依然成为企业公民发展的起点，甚至是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