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派员工的家庭难题

子荷

无论对被外派者本人还是家属，外派都是一次艰难的挑战和难忘的经历。更多是痛苦，但也可能很有趣。

外派不能承受之痛

32岁的李蕾最近正忙着清点行装。在和丈夫分居达一年半之久后，她终于下定决心结束婚后的独居生活。

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因为李蕾和丈夫之间，横跨的是北京到温得和克（纳米比亚首都）之间上万里的“银河”。

在此之前，李蕾有着中央电视台的体面工作、稳定的收入，以及自己亲自挑选并亲手装扮的房子和汽车。但现在，安顿父母的生活、向同学朋友们告别、出租房子、卖车、收拾杂物等构成了她生活中的主要内容。而因为急于把房子出租出去，她被迫提早搬出，蜗居在小旅馆里已经一个多月。

“最痛苦的并不是这些。”李蕾说，“其实直到今天，我都在犹豫我到底该不该走。”

丈夫被外派时，李蕾和丈夫刚刚结婚一年多。在分别的一年半时间里，他们和如今很多分离的夫妻一样，通过电子邮件和网上聊天交流聊解相思之苦。如今相见终于指日可待，但放弃10年打拼的事业，却在很大程度上冲淡了期盼的喜悦。

“递交辞职信不是那么容易的。”李蕾说。尽管丈夫所在公司提供的福利优厚，不必为金钱烦恼，但对异地文化的不了解、语言不通等等都加重了李蕾的心理负担。“对未来的生活，我完全没有信心”。

事实上，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加深以及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重视，跨国外派越来越常见。而在国内，许多企业也在经历了初期创业阶段之后，进入全国化发展阶段，国内之间的短期外派也成为“流行”。这意味着，和李蕾同样处境的人越来越多。其中有些人的情况或许比她更糟糕。感受难题的不仅是外派员工的家属，被外派者本人的烦恼并不比家属少。

根据美国GMAC全球迁移服务有限公司（GMAC Global Relocation Services）的数据显示：提前离开外派地的随行配偶数量正日益增多，2005年外派任务中有7%未能圆满完成，主要原因是配偶的不满。更令人吃惊的是，专家表示：相对于其它婚姻，外派婚姻破裂的可能性更高。

正像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发觉的那样：外派员工之前，其家庭问题成为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

无奈的外派男人

“虽然多数企业的觉悟提高了，但很多时候仍然无法处理两难。”王勇，一家国内著名企业的营销副总说。

即使事情已经过去5年，王勇每每回忆还能感受到那种鲜活的、绝望的痛感。起因便是外派。

那年王勇所在的公司刚刚开拓上海市场，作为营销干将的他被指派进驻上海。以前经常被派来派去，“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个新鲜话题。”王勇说。但“新鲜”的是，那时他已经结婚8年，极其强烈地盼望做爸爸。夫妇俩人为此已经努力了多年，随时处于“临战”状态。

选择两个人同时移居上海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营销的冲杀感，以及外派的短期性质。最终，妻子留下，王勇只身去了上海。他惟一能选择的是：在忙碌的工作中，尽量抽出空隙回北京探望。

一年之后，儿子降生。“只能说，太幸运了！”王勇说。

儿子就是在王勇被外派期间省亲时孕育的。但对他来说，这更多属于意外。事实上，在决定接受外派任务那一刹那，王勇几乎是冒了不要孩子的风险。对一对强烈期盼做父母的夫妻来说，堪称残忍。

对大多数已婚男人来说，被外派绝不是旁观者想像中的那样，能够呼朋唤友，寻找自由，重新回到单身汉时的美好时光。在干扰了妻子原本正常的生活之后，多数外派男人，也同时遭受着反作用力。

比如张然，一家国内大型企业的总裁助理。

在过去的一年里，张然被外派“害得挺惨”。张然的妻子小许原本是他的同事。或许是借了妻子的“帮夫运”，婚后张然连连升职，成为小许的领导。同在一个部门，难免引来闲言碎语。无奈，在一次裁员中，张然只好把小许裁掉了。小许很大度，虽然有点小牢骚，还是重新找了工作安顿下来。但不久，张然得到了公司战略调整，他将被外派的消息。难办的是，因为属于公司机密，不允许他提前让小许做心理准备。

“直到那天公司开了大会，公布这个消息。会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马上给我太太打电话，告诉她我要去北京工作一年。”张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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