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司通过私募交易筹集的资金在去年达到了1620亿美元，首次超过了首次公开发行（IPO）的数额，美国的三大证交所去年发行的股票之和是1540亿美元。这都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情。
而在中国内地。风险投资的异军突起和股市的繁荣造就了资本型知识员工的价值。以基金为例，人们狂热的追捧，嘉实策略增长基金创造了单日发行400亿元的神话。
商业资本环境的变化造就了一个又一个资本型知识员工的神话，公募基金的经理们拿着36个月的奖金，他们会抱怨上百万元的年薪与他们创造的价值和付出不成正比，全然忘记了过去的3年里，当他们赔着客户的钱时，同样抽取着1.5%的管理费，拿着几十万元的年薪。
除了非理性的繁荣，对资本型员工来说，这种价值的索取并非自恋，也非空穴来风。要知道，全球收入最高的25位对冲基金经理的年收入之和，超过了约旦、缅甸等国的全年国民收入；有3位经理的收入甚至超过了10亿美元；最高的是Renaissance Technologies的Jim Simons，去年拿到了17亿美元。
事实上，资本型员工的“高价格”源自其通过手中资本的配置，在投资中创造高于社会平均的价值。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要算耶鲁的大卫。斯文森和哈佛的杰克。米亚了。斯文森在过去的20年为耶鲁捐献基金创造了16.1%的年平均收益，他因此被校友们誉为“耶鲁价值80亿美元的人”，而米亚在过去10多年为哈佛创造了15.9%的年均收益，哈佛付给米亚700万美元的年薪，这在大学的职员中可是笔天文数字。作为非赢利机构的哈佛大学，情愿顶着舆论的压力，其原因就在于通过投资的回报，甚至超过了学费的收入，满足了学校运营资金需求的25%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