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市这场公交系统罢工，症结在
工资和
养老金问题。工会走到这一步，用纽约公交工会主席罗杰·图桑特所说的：“我们工会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因此，经过投票以压倒性的结果决定罢工。”
面对罢工，资方即公交当局的反应很迅速。公交总裁彼得·凯利寇就第一时间向
媒体宣读一份声明，表示将采取措施阻止大罢工。但人们看到，资方的声明似乎不太见效，工会毫不理睬，罢工照旧进行。
纽约市长布隆伯格也显得很“无奈”，不得不加入“步行一族”，并称“这是恐怖主义的一种形式”。
在工会与资方
谈判时，政府似应在第一时间介入加以协调，在利益问题上加以引导，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避免双方矛盾爆发。但从报道来看，纽约
劳资双方谈判似乎只是他们自己的事，纽约其他行业、其他界别、市政府其他部门都无动于衷。这样就错过了时机，给化解危机加重了
成本。
在罢工出现后，人们除了听到纽约市长关于恐怖主义的斥责及司法部门的
经济处罚声音外，似乎也没有看到其他权威部门更有效有力的配合疏导办法和措施，以至700万市民要冒着寒冻步行上班。
其实，纽约方方面面表现的“无奈”，根本的是制度方面的“无奈”。美国尽管有着百多年的法治历史，但同样存在着严重漏洞。如何协调劳资双方的矛盾，严格依照法律是重要的一个方面，社会方方面面认真配合和灵活有力的协调也不可或缺。
协调，就是国人所讲的思想工作、社会工作。一旦发生大面积突发事件，只有社会工作伴随法律一并实施，才能真正化解危机，促进事件向好的方面进展。
与其说，在纽约罕见的大罢工面前人们束手无策无可奈何，不如说，是美国社会制度方面暴露的问题令人无可奈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