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速度”是不是依赖于低社会保障？

　　自2002年躲过一场金融危机之后，尽管巴西已经恢复金融稳定，但经济增长率一直不及5%的一半。一些经济学家甚至怀疑今年经济增长率能否实现巴西政府4%的预期目标。他们表示，要想实现持续的高速增长，巴西需要再次削减社保体系成本，并改善商业环境，以吸引投资。

　　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目标设置，是与社会贫富协调发展的目标综合考量下的结果。委内瑞拉《宇宙报》的报道说，截至2005年年底，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Pdvsa）石油毛收入达到830亿美元，净利润94亿美元。2005年Pdvsa向国家财政上缴280亿美元，其中包括88亿美元的所得税，131亿美元的矿税和13亿美元的红利，另外还有48亿美元用于政府社会发展项目的资金。

　　美洲地区的石油公司国有化是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的，如Pdvsa上交的48亿美元用于政府社会发展项目的资金。而中国的国有企业，谈不上什么社会发展项目的投入了。到底是在缩小贫富差距，还是在拉大贫富差距？而日前国家财政向中石化一次性高达100亿的补贴，这一“昂贵妥协”的背后，无疑相当于全体纳税人出钱弥补了国内成品油与国际油价之间的差价，也与“各竞争主体平等参与竞争”这一市场经济精神相悖。

　　在世界经济中，中国近十年的高速增长的经济表现，引起各国的注意。对于中国式的经济增长模式，也是有褒有贬。

　　帕洛奇的这一番讲话，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个警钟。这不禁让人怀疑，“中国速度”是不是有依赖于低社会保障的因素？低社保，带来的是企业利润的增加和支出的减少，带来的是贫富差距的分化与加大。

　　比如，国企改革和下岗分流，考验工人是不是有能力谋生；教育和医疗高收费，考验人们是不是能供得起子女上学，生不生得起病；一再高涨的房价，考验人们有多少存款，是不是买得起房子；而股市的改革，则一再考验投资者有多大的心理耐力。

　　前段时间，社会流传的段子说：“住房改革就是让你没房子住，让你把身上的血榨干献给银行，医疗改革就是让你躺在手续台上任人宰割，或者有病连医院都不敢进？教育改革就是让全家人为一人的教育买单……”尽管言语有些夸张，但基本符合并提出这样一个事实：改革是否能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假如改革并没有让绝大多数人受益，那么公众就会丧失积极性。也就成了吴敬琏所说的“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吴敬琏引自《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这本书）。改革剥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改革同样也剥夺了贫困群体的利益，使他们复加贫穷。

　　媒体最近也都在讨论改革的是非问题，帕洛奇的“不改革”，不是通过“削减负债累累的社会保障体系的成本”追求“5%的可持续经济增长率”，从而避免“加剧不平等”局面的出现，这种做法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