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时间最长 谁来遏制 “过劳死”(1)

    “过劳死”——时代的必然还是法制的乏力

    “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劳动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6月8日，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某人士在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这句话的时候，不由自主地停顿了一下。他说：“在许多行业，中国员工的劳动时间几乎已经赶超日韩了。”

    国人最初接触到“过劳死”这个概念，还是在20多年前。当时，著名学者蒋筑英猝然离世，留下了“英年早逝”的一片叹息。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情况似乎越来越糟，相继因“过劳死”过世的人，不管是事业成绩斐然的王选和陈逸飞们，还是血汗工厂里倒下的工友们，无一不令人震惊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

    而就在五月，“过劳死”名单上又添新人：华为研发人员，胡新宇，25岁；中兴工程师，程明，32岁。

    都是令人扼腕的英年早逝。

    首都医科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杨新春教授曾表示：据估算，目前中国每年大约有60万人发生猝死，劳累、生活不规律、开夜车、高度紧张是最大诱因。而美国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在30岁—50岁的英年早逝者中，95.7% 的人是死于过度疲劳或由于过度疲劳引起的致命疾病。这些，都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现代版的“鞠躬尽瘁”

    ——“加班”何时成了一种企业文化

    新闻工作者、科研人员、企业高管是目前“过劳死”最为突出的三类高危人群，有调查显示，目前新闻工作者死亡者中有79%死于40岁—60岁，平均死亡年龄45.7岁；科研人员的平均死亡年龄在52.23岁，15.6%死于35岁—54岁。

    这是在5月25日上海召开的“浦江学科交叉论坛”上，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复旦大学免疫生物学所所长熊思东教授提出的一种警告。他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加快，“过劳死”正开始威胁高节奏、高压力的都市人。

    而无休无止地加班是产生“过劳”的一个重要原因。

    “当加班成为一种‘企业文化’的时候，其负作用正在迅速显现。”全国总工会保障工作部劳动处的陈杰平处长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

    “要求员工加班很正常，企业追求的就是利益最大化，连我自己都很少11点以前结束工作，当然也希望我的员工如此。”某私营高新技术企业的一位许姓老板直言不讳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他说，一个员工自愿加班，会让他感到员工的敬业，他会本能地喜欢他。而那些不“敬业”的员工，会是他“首先考虑淘汰的对象”，他并不害怕没有人接替，因为现在“最不缺的就是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杨清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中国正在向城市化和社会化过渡，转型期间，各种竞争压力急骤增加，为了保持社会的高速发展，一些紧缺型人才被透支使用，使得这个人群无论在精神和谐上还是在身体健康上都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如果在现有生产技术不能取得更大进步的条件下，要想维持社会的高速发展，对人力资源的高强度使用的现状就不会发生大的改变。”

    更有不少企业将员工是否经常忘我的加班劳动作为考核参考项，那些“不辞劳苦”、“废寝忘食”的员工经常被当作典范加以鼓励和赞赏，反之则多少会被认为没有将工作放在第一位，而遭遇领导的冷眼。而这些境遇，在知识层次高、竞争压力大的白领阶层已司空见惯。

    陈杰平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尤其是一些实行计件工资制的中小......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