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牌照年中发放无望 官员称3G不需要形象工程

　　主管官员坦言3G在中国不需要形象工程，IPR谈判决定3G进程

　　“记者亲历了美国和欧洲几个主要国家的移动通信市场，3G在那里并没有大规模的发展，几个月前，你走在洛杉矶的街头拿出一个拍照手机拍下街边的景色，人家都觉得新鲜。在德国，只要每月使用5欧元的话费一年，就可以领一个西门子的M55。你站在伦敦Euston火车站旁边的国家图书馆门口，拦住10个从里出来的人，问问他们对3G的兴趣，再看看他们手里的手机，10个有9个还在用诺基亚的3310这样的黑白屏终端。

　　但是，回到中国，在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地铁里的年轻人坐车时在浏览手机里刚刚拍下的图片；走进一家普通餐馆，就餐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手机放在餐桌上，你会看到这些手机一个比一个漂亮；索爱T618被称为“民工机”，而T628被称为“工头机”———那些连一双好的鞋都不乐意买的工人，却拼着命也要买个“彩屏、拍照”手机在春节回家时炫炫，上个“层次”。是的，全世界每三个手机就有一个在中国市场出售。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3G这个词在全球市场中在中国能叫得最响。

　　最大的市场，最多的用户数量，足以让业绩低迷的设备制造商迫不及待。3G的关键恰恰就是应用。以爱立信、诺基亚、北电为代表的制造商们四处游说，仿佛中国的3G市场就是在他们的众口铄金效应之下成熟的。于是，业内有专家提出这样的观点：在3G问题上，制造商最积极，尤其是外国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最积极，因为他们要卖设备，要在中国挣大钱。实际上，政府对于3G的态度始终很谨慎，不会因为外部因素改变既有的决策指导思想。”

　　发改委史炜：3G价值被放大了

　　在2月4日召开的中国3G问题研讨会上，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市场与产业研究室主任史炜明确表示，3G确实对中国信息产业包括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有带动作用。但是还没有大到信息化代替工业化，这个放大的结果往往决策和使大家的讨论走向偏离。

　　史炜认为，目前谈到的3G是一个比较空的概念。他回忆近三年的很多推进城市信息化工程时，他曾询问省市主管部门什么叫信息化，这些部门人员理解的信息化就是多增加一些设备、多增加一些宽带，或者是多向国家要一些钱。史炜说“其实这不是信息化。重要的一点是信息化可以转向信息产业化。包括农村通信工程，但是没有效果。”这位务实的官员向与会人士表明，在3G问题上，中国不需要形象工程。

　　史炜强调，设备商对3G的态度是越早发放越能赚到投入设备的钱。设备商前期已经投入了很多资金，因此涉及市场的平衡交易问题。哪怕中国只有一千万的用户，在设备商看来终端收益也比欧洲整体市场可观得多。在谈到关于胡鞍钢教授的观点时，史炜认为对3G就业的影响实在有限。因为3G推出以后主要是对高端技术的影响，对低端没有太大的影响。在谈到对3G牌照的发放时，他个人认为3G牌照年底前发放比较合适。史炜呼吁在3G牌照发放之前要解决好IPR的问题。

　　信产部陈金桥：成本效益不能忽略

　　作为电信产业的资深专家，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表示，3G评测首先要测成本效益。他坦言，中国3G决策确实不像欧美国家一样纯粹是一个产业的决策，中国的电信市场差异巨大，从东部沿海到西部，从南到北差异非常大。对中国来说，3G并不是走向信息化社会的一个最好机会，也可能不是一个必经之路，但却是一个台阶。

　　记者在采访陈金桥时他曾表示，中国的3G发展仍然存在着一定的障碍。在不同层面，对3G在中国的重要性和意义认识上存在着非常多的分歧，包括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和政府的决策者，对3G的存在意义仍然缺乏统一的认识。

　　陈金桥表示，影响中国3G决策的首先是市场问题，供求能否达到均衡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从各个企业向国内的运营商或政府所提供的报价来看，建设3G网络，发展3G市场，初期的市场能力基础是具备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些设备......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