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启示录

对话嘉宾：
  　　Interbrand中国区首席执行官　　　陈富国
  　　无锡小天鹅集团总经理　　　　　　柴新建
  　　复旦太平洋金融学院院长　　　　　张晖明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曲建宁
  　　　　
  　　中国的“工业革命”和“工业文明”还不匹配，中国的发展是急迫式，今天需要把中国对现代工业的理解梳理出来。
  　　文明是相对的，美国西部开发的过程也是跑马圈地，过了这个点以后才开始讲文明，所以我们也要灵活一点。
  　　提到竞争，就意味着把对手彻底打死，本公司才得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不一定是这样。
  　　从制造者角度来讲，创新或求“不一样”的意识是比较少的。在表达上中国人历来强调含蓄。
  　　　　
  　　中国在呼唤“工业文明”的复兴。
  　　历史上，中国从不乏个性鲜明的地域商业文明，然而在它们还未来得及融会并成就“中国工业文明”，尚在襁褓中的中国工业革命由于外来者的入侵而断层。而如今，省略了西方社会经历过的工业革命阶段，中国直接进入一个以“全球化”为标志的商业经济中，在跳跃式的发展过程中，最为有效的方式是“以史为鉴”。当“中国创造”成为值得思考的命题后，我们不妨回头看看1970年代的日本模式和1990年代的韩国路径。

　　5月28日，上海，四季酒店。在“中国创造”上海圆桌会议上，一场关于“日韩启示”的对话在《21世纪经济报道》和来自不同领域的人士之间展开。
  　　
  　　道路：日韩模式和中国创造
  　　《21世纪》：我们今天要谈是“中国创造”，而在亚洲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日韩创造”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们的经验对“中国创造”有什么启发，比如说他们的模式、他们的公司以及他们的制度环境？

　　陈富国(Interbrand中国区首席执行官)：这个问题如果从品牌的起飞角度来看，日本是从1970年代开始做这个工作的，韩国则大致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的，而中国有比韩国要晚十年。

　　在品牌方面，日本政府采取很多的刺激办法。1970年代中期的时候，日本产品在国际上的形象并不好，虽然便宜，但质量不稳定。当时日本政府组织一些日本大企业，定期碰头，请很多专业公司给它们讲有关CI的课程。于是，日本企业从CI角度开始做品牌，建立整体形象，提升产品价值。这和日本在二战以后请质量管理专家讲课是相似的。另一方面，日本政府花很多的力气培养国民消费当中的审美意识。政府举办一些活动，让公民来评选优秀设计作品；办一些专门的讲座、画展等，来提高公民在消费过程中的选择意识。由此，需求提升了，企业家才会更加迫切地去做这个事情(品牌)。现在，东京已经是世界上最强的设计创意中心了。

　　除了日韩之外，我还想提一些相关的国家和地区。比如说新加坡，发展创意产业的战略到现在已经持续五六年了。到今天止，政府对企业创品牌的举动，还实行补贴政策。企业走向海外时，政府也会提供很多的信息。这些都是具体的帮助，而不是简单的口号。

　　台湾地区在这个方面也有类似的经验。“台湾制造”本身是一个品牌，是一个区域性的大伞。它的做法是通过在海外不断发起广告运动，去传播“台湾制造”的整体素质。如今，台湾制造已经很值钱了，尤其是在IT、精密材料等领域。

　　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说，一方面要造势，一方面要采取一些措施切切实实地帮助企业。
  　　柴新建(无锡小天鹅集团总经理)：我有三个体会，当然还不是很成熟。

　　首先，日韩走的是模仿之路，从来没有一开始就“创新、创造”的。但“模仿”这条路对中国企业来说已经不灵了。比如说，你去奔驰汽车厂，照相机都不让你带。美国、欧洲的一些展览会同样如此，有些地方甚至“谢绝中国人参观”。

　　其次，韩国有一点———“深入敌后”———做得比日本好，它们会派大量的人去美国学习，然后再回到韩国工作。苏州的韩国工厂的一把手都有这种经历———在1980年代去美国工作，然后再回到韩国工作，再然后到中国。这样一圈下来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他们是自己培养人才，我们则是去挖人。当然，现在的“海龟”也很厉害，如果把他们......M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