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这样一个全新的社会之中，在这个全新的市场环境里，企业要想基业长青，就一定需要在价值上有所依托，一定要有一套可以迁延传递的价值体系，但中国的企业，在这方面却表现得比较欠缺，出现了价值真空、价值阙失。这就催生了一种明显的价值复归现象，从中国古典管理哲学中去寻找精髓，进而推动了中华管理思想的复兴。
中国古代的管理哲学讲的是如何从天道的规则，衍生出人性、人道的东西，为整个天下的秩序提供哲学的基础。这些理念对我们现代
企业管理有很多丰富的思想待吸取。比如孔子说：“己欲利而利人，己欲达而达人”。
我们在深圳接触到一家企业，在企业里面，员工无论是
采购还是营销这些跟客户有很多联系的人员，按照一般的经营规则，客户往往会送
礼品、红包。但在这家公司，员工收到的所有礼品、红包，都会自觉主动地交给公司，这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员工认为，我应该为这个企业作贡献，我不应该把工作方便得到的利益私自放在腰包里。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如果这个老总本人，私心很重的话和没有一种很好的
企业文化氛围，他会不捞吗？这样管理的实践，也许不一定有意识学了传统文化，但这样一种创造性管理的文化形成，却把中华文化中深层次世俗性的东西重新挖掘了出来，就是商道充分价值实现。
讲到中华管理思想，人们往往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当下这样一个商业环境中，我们到底应该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中学为用，西学为体。
这是个纠缠了多年的问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背景大家都知道，“体”和“用”的问题背景是面向西方苦苦的追求学习，然后想在中西文明交汇当中，生发出一个新东西，所以那个年代，中国有一大帮的学者，想从西方学习，再跟中学联系起来。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没有解决好，西学的“体、用”是不是照搬过来呢？中国的“体”和“用”到哪儿去了呢？这确实是个在学理上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却有一种趋势，“体”和“用”有走向融合的趋势，但在融合的过程中，各个民族还是保留了一些自身的特点。
比如说：我们研究企业的成长
模式，在这方面国际最有名的学者是钱德勒，他一共写了三本书。这三本书前两本都是研究美国企业怎样从
家族制变成现代的股份制的问题。后来他又把研究扩大到国际上的企业，就概括出来：日本是
竞争式资本主义，德国是合作式资本主义，即使西方背景文化非常相同，都还有各自的企业成长和管理模式差异。而即使是英国，它的模式从二战以后，跟美国的模式有所融合，却还是英国的模式。至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在有些方面，比如说产权制度、治理结构上有一些共同性的做法，比如说我们把《公司法》等跟美国对比，大致上差不多，在运行过程当中就不太一样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体”和“用”是杂交
创新融合的过程，很难说这个 “体”绝对是我们中国的“体”，“用”也很难说是中国纯粹的“用”，最终是要经过一个融会贯通的过程，最终形成一个新的体制。
像日本的企业，你说它西方化的色彩浓呢还是东方色彩浓？日本在东西方文化融合以后，他的企业是法人制度，有人说就是法人资本主义造成了日本上世纪90年代
经济的长期低迷。在一段时间里，法人资本主义不是日本的东西，也不是西方的“体”和“用”，它是在一个时期东西方文明融合的结果。我们中国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背景当中，也不要把“体”和“用”概念边界搞得太明显，而要主张一种交汇融合，形成一种新的体制。正如严复先生曾经说过的，牛之体，自有牛之用，马之体则有马之用。这就是所谓的“体用之和”。
而且，这种机制的形成，也不是人为设计出来的。二战以后，日本经济慢慢地恢复，请了美国专家到日本讲管理，美国一直是管理的出口国，以管理老师的身份在日本。到了七十年代末，就发现学生跟他做法不一样，日本的管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形成一个热潮，人们发现日本跟欧
美的管理模式非常不同，令西方世界大为震惊。所以这样一个过程不是人为设计的，也可能是各种市场
国际化程度加快的结果。实际上这种市场化程度的加快，各种国内外资源的融合，新的体系不断的构建，我们没办法事先预计到这个时间什么时候会来。
